院士领航 | 王小凡:原始创新,青年需强;医生创新,体制待破

更新时间:2019-05-14

在以色列机场,从大厅到登机的路上,所有人都会经过一面墙。

墙体约有五六百米长,上面悉数张贴着为以色列做过重要贡献的科学家照片,包括诺奖获得者、农业专家、技术发明专家等。这面墙提醒着每一个过路人,科技创新是以色列的立国之本。

在一个清凉的深夜,坐标武汉,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、杜克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王小凡刚刚落地,就风尘仆仆地来到我们的采访间,向我们描述了上述颇令他感动的画面。

“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尊重,是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可贵气质。”他说。

王小凡精简版(标清)

《院士领航》第五期采访视频(精简版)

医生创新  体制待破

王小凡在2003年成为正教授,按照国内传统,这时一般都会再任相应官职,在科研工作之外参与管理。

相比管理,王小凡自认更喜欢研究历史和政策,于是他选择站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身份上,为中国政府输出谏言,并从2007年起被聘请为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,从2010年起被聘任为科技部重大科学计划专家组成员,推动促成了一系列改善中国科研环境的政策制度。

他涉猎范围极广,思考维度多元,能将历史与现实融会贯通,看问题一针见血。

说起国内医生的创新环境,王小凡认为我们的医学评价体系出了问题,把医生当成了科研工作者去要求。

王小凡曾就该问题专门公开呼吁,并被写作内参递交中央。“这个问题一定要从根源上解决,医学体系必须要回归本位,一部分医生不需考核科研,而是专注于向名医发展;做科研的医生,不应该只是唯论文论,专注基础研究,而应该攻破临床研究。”

行程太赶,加上拍摄所需要的聚光灯烘照,王小凡的额头不断渗出汗水,但他飞奔的思绪让他顾不得这些。

他继续补充道,我国欠缺研究型医生,综合高校应该补齐缺口,让训练有素的专业医学生接受相应的科研训练。

对应到健康产业,如何把基础科研转化为临床可用的新药、器械和耗材,仍是瓶颈。“这也需要医生主导,但如果医生此前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科研训练,是很难做到的。”

而要成为一名医学科学家,必须拥有强烈的好奇心。王小凡说,“如果一个人不好奇,他本身就不具备成为科学家的必备条件。好奇心会促使我们一辈子都不会满足于当前的研究成果。”

原始创新 青年需强

王小凡非常看重一个青年科学家独立工作后第5-10年的阶段,他曾在数次受访中强调这一理念。

“在这五年里,青年科学家本来能够做出很多开创性研究,需要加大支持力度,但我国目前整个基金方向都是以项目为主,缺乏关注年轻人的基金支持。”

他接着说,一方面,现在国内培养出来的人才越来越多,但在工资待遇上却与海归人才差别较大,且“杰青”可覆盖人数有限;另一方面,随着海外环境变化,想要回国的青年才俊逐渐增加,申请“青千”的人数也在大幅提升,因此“青千”名额也应考虑扩充。

“虽然我们老讲‘帽子问题’,但基于中国现有的体制特点,一旦离开了这些所谓‘帽子’作为铺路板,就确实难以给科研工作者更多支持。”

王小凡认为,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(HHMI)遴选研究员的办法非常值得借鉴。HHMI在遴选指南中列举出的若干候选人特质,包括:

1.发现重要的生物学问题,并严谨而深入地探索;

2.能够在相关研究方向开拓新的领域,并一直处于该方向前沿;

3.能够开发新的工具和方法,或在必要时借鉴其他学科的思想和技术,创造性地解决问题;

4.能够将基础生物学研究与医药应用结合起来;

5.最重要的是,他们具有在未来做出原创性和创造性贡献的巨大潜力。

在具体评估遴选中,HHMI只面向具有5年至15年独立研究经历(如博士后之后的工作)的申请者;评估时,优先考虑申请者最近5年的研究成果与研究工作在其领域的影响;评估后,会将通过申请者在1-5之间评级登记,为其提供滚动支持,并将等级位于3-5之间的申请人比例控制在50%以上。

“所以国外能够不断产出原创成果。”王小凡感慨道,“我们老说原创成果不够,但其实哪一个制度是真正鼓励原创的呢?目前大家基本上都是跟着项目指南跑,跟着资深的人跑,但越是资深的人越容易被分心,也没那么多闯劲,年轻人才最容易出原创成果。”

科研管理 自信待增

一环总是套一环。

将人才话题继续延伸,王小凡又说到了国企的创新能力。

“目前我们的民企创新势头很好,但国企面临制度束缚,不能为创新性人才提供相应待遇,导致人才流失严重,创新能力不足。”

但在现实环境中,想要解决哪一个问题,都是极为复杂的。

由于各部委之间职责交叉,若想改革国企的工资制度,需经多个部门协商沟通。“我看搞不好最终还得要搞人才计划,所以一方面人才计划可能还得重叠;另一方面,待遇问题解决以后,还有许多短板需要继续突破。”

我国科研项目管理的繁琐束缚,可以说正是其中一个“需要继续突破的短板”。

此时,时钟已经指向了夜里10点30,面对乘坐了一天飞机从美国赶来的王小凡,我颇不舍得继续追问。

但他精神与兴致都丝毫不减,言语间将我们一同拉回了历史。

“我们去看人类的文明史。一个文明在最鼎盛时期,就老想解决所有事情,老想把所有问题都通过制度制约起来,这时就会出现高投入低产出的问题;当投入产出比下降到一定程度时,这个国家的财力已脆弱到不堪一击,但凡出现战争、传染病、饥荒或气候变化,文明必将开始走向衰落。”王小凡认为,不能因为总是担心科研工作者贪腐,审计管理便处处设门槛,最后导致“国家呼吁的创新实际上却做不到”。“我们应该有‘四个自信’,第一个自信就是应该相信大部分人会守规矩,是想把科研做好,而不是处处去防人,导致投入产出比过低;在此基础上,设定合理的抽查机制和惩罚机制,增强学术信用管理。”

熟知中美两国时政的他,还举出了现下美国的例子。为了让每个人都过得更好,美国制定了各式各样的福利和政策,结果连其最基本的言论自由也受到许多制约;同时,国债越借越多,但自然灾害颇为无情,一场飓风“哈维”就让德克萨斯州损失千亿美元。

话题继续被延展。

“气候变化是必然的。我现在还在想应该怎么建设粤港湾和长三角,相关部门是不是考虑到了三四十年以后如何升高地基去抵抗风暴,是不是还觉得无论在哪都要修建高楼?”

肿瘤治疗 分科待整

国内各家医院,分科看病已是传统。

但王小凡认为,对待肿瘤病人不应该只分科治疗,而应提倡多学科综合协作。“不同学科的医生共同讨论,才能为患者设计出最佳方案。”王小凡说,在美国,每一个乳腺癌患者入院后,至少会有三个医生组成专门小组,包括外科医生、肿瘤科医生和放射科医生。

在他看来,分科的诊疗模式,一方面不能保证每个医生的知识足够全面,能让患者接受到最适合的治疗方案,“而且我国对于医生的知识更新频率没有统一要求,这也亟需改变”;另一方面,由于每个科室的收入单算,很容易导致科室不会考虑病人的最佳适宜,而从经济利益出发去进行治疗。

“因此,在肿瘤治疗方面,无论是在体制上,还是在科研上,都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。”

说起科研,王小凡立即展露出一名科学家的浓厚兴趣。

他从化疗药、靶向药讲起,一直说到抗癌新秀——免疫疗法PD-1。“但实际上只有20%~30%的肿瘤患者对PD-1适用,还有相当大部分的肿瘤细胞用了不同机制,这些机制我们还在探索。”

在这些探索的基础上,王小凡及其团队希望能够借助T细胞产生的抗原,研发出肿瘤疫苗。“肿瘤非常复杂和狡猾,因此,需要运用综合方案,疫苗或许能够和PD-1共同协作,延长患者寿命,最终把肿瘤变成慢性病。”

另一方面,他们也在研究肿瘤微环境与免疫功能的相互关系,其中一个题目是“神经系统如何影响免疫系统进而影响肿瘤”,希望解释为什么精神压抑的人肿瘤出现较早或较为严重。

随着人类越来越长寿,神经系统疾病又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话题。“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,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,我们的养老产业有很大的医疗健康需求。”王小凡认为,未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或许可以满足一部分老人照护需求。

后记:王小凡的健康观

“大健康”概念越发深入人心,“医疗”的边界已被“健康”融扩至更远天地。因此,遇到每位受访者,我总要询问其“健康观”,这次采访也不例外。

在心情上,王小凡主张万事朝前看。“基金没拿到或者论文被拒了,我肯定也会难受,但是难受几个小时就过去了,第二天该改就改,接着再送。地球不是围着我们转的,所以往前看,而且不要把人把事想得太复杂。”

在身体上,他主张坚持适度运动。“我从小就体育不好,所以我和夫人就坚持每天走一个小时,哪怕下雨打伞冬天有冰我们也要走,从不间断,已经坚持快二十年了。最近,我又加了一个游泳。适度体育锻炼对于脑力劳动者非常重要。”

另外,他坚决反对抽烟,即便饮酒也要适量。“我一有机会就会对年轻人讲戒烟,中国有三亿烟民,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。”

中共十八大报告曾提出“两个一百年”的奋斗目标:第一个一百年,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(2021年)全面建成小康社会;第二个一百年,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(2049年)建成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。

1955年出生的王小凡笑着说,希望自己能够健康地看到“两个一百年”实现。“过去以为不可能的,现在看来可以努力。”

而这当然是可以实现的。

我们,一起迎接。

王小凡完整版(标清)

《院士领航》第五期采访视频(完整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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